蒙汉女真的文化交融窥探以元杂剧为例

胡适在《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》中从语言角度给予了元杂剧很高的评价：“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。其时词也，曲也，剧本也，小说也，皆第一流之文学，而皆以俚语为之。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‘活文学’出世。”元杂剧以金元之交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中原地区的北方话为基础，并吸收糅合了蒙古、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腔调及语言。蒙古族语言生动形象，诙谐幽默；女真族腔调直率朴实、雄健粗野，多以谐音方式糅入元杂剧中。方龄贵在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》中提到：“元明戏曲中有一些契丹、女真、蒙古和波斯阿拉伯语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而其中最多的还是蒙古语。”在一些少数民族人物出场的杂剧中，常用蒙古族词汇进行对话，如关汉卿的《哭存孝》：“米罕（肉）整斤吞，抹邻（马）不会骑，努门（弓）并速门（箭），弓箭怎的射！撒因（好）答刺孙（酒），见了抢着吃，喝的莎塔八（醉），跌倒就是睡，若说我姓名，家将不能记，一对忽刺孩（贼），都是狗养的！”而在一些汉族人物杂剧中，也会使用蒙古族语言，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：“头房里下，先撒和（饲喂和遛放）那马者”；马致远《汉宫秋》：“不如送他去汉朝哈剌（杀死），依还的甥舅礼，两国长存。”

元杂剧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，大部分是蒙古语，其次是女真语。宋代的东北、华北、西北等地，许多汉人穿女真服、说女真语、唱女真乐。在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上源驿中搥画鼓，汉使作客胡作主；舞女不记宣和妆，庐儿尽能女真语。”这首诗真实记录了汉族和女真族的文化互相渗透、融合的现象，说明女真族统一北方之后对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女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，但有自己的语言。一些女真口语广泛应用于生活中，逐渐演化为生活用语，有“胡同（街巷）”、“海冬青（猎鹰）”、“虎皮驮驼（虎皮包）”、“赤瓦不剌海（该打的，该死的）”等，如石君宝《紫云亭》：“嘴尖馋嗓子，爪快撮天灵，娘呵，委实道搦鸦的天上鹞，不如你个拿雁的海冬青。……你若打死他，路上呵，你独自难过，却叫谁牵你那虎皮驮驼。”“海东青”是东北长白山特有的凶猛猎鹰；“虎皮驮驼”即金人骑马时所用的虎皮袋。这些流传下来的元杂剧的只字片语，绝大部分是女真语言的音译，它们的具象多数是女真族所特有的物什，比如“虎头牌”、“海东青”，这些词汇广泛流于中原并为元杂剧所用。根据《北京方言词典》，使用较多的女真语言有“六儿（角色通称，童仆）”、“茶茶（金人对夫人的泛称）”、“千户（官员名称）”、“阿马（父亲）”等，这些是常见的角色通称，在元杂剧中常能见到。

元杂剧中亦有蒙、汉、女真多方文化交融的现象。如关汉卿《调风月》：“双撒敦（亲戚）是部尚书。”《虎头牌》：“我也曾吹弹那管弦，快活了万千，可便是大拜门（子婿礼）撒敦（亲戚）家的筵宴。”“大拜门”即女真风俗，指男女自由结合，待生子后双双到女家行子婿礼，也叫做“拜门”。“撒敦”即蒙语中的亲戚之意。女真族的故事背景和风俗习惯，蒙古族的语言，汉文字的表达和书写，说明当时“渐染胡语”、“多染胡语”的语言交融现象相当普遍。

民族习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，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聚焦点和中转站。民俗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。源于汉文化中的民俗，在长期演化中流入蒙古、女真二族，后者以不同于汉文化的内核来体现。如汉文化元旦拜日的习俗，《礼记》载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，朝日以朝，夕月以夕。”可见春秋时期便有元旦拜日之举。《大金国志》有述：“元旦则拜日相庆。”元杂剧《虎头牌》中金柱马和银柱马对日祈祷：“待我望着那碧天边太阳浇奠，则俺这穷人家又不会别咒怨，则愿的俺兄弟每可便早能勾相见。”元杂剧作家将这种自然崇拜与祈愿之礼融合到一起，增添戏剧的生动性。《多桑蒙古史》记述成吉思汗“崇拜太阳，而尊崇珊蛮之陋习。”可知当时蒙元统治者十分重视拜日活动。元杂剧中对拜日活动的描写，无意中迎合了蒙元统治者的审美意趣。

早期女真散居野处，没有所谓的节庆活动，金朝建立后才逐渐形成许多特定的节日，多是继承汉族和契丹习俗，同时亦增些女真旧俗。据《大金国志》：“官员元日假三日，寒食假五日，冬至、立春、重五、立秋、重九各给假一日。”女性会在寒食节开心出游，进行踏青、吃寒食、荡秋千等活动。元好问《壬子寒食》诗云：“儿女青红笑语哗，秋千环索响呕哑。今年好个明寒食，五树来禽恰放花。”描写了寒食节荡秋千的景象。《诈妮子调风月》记录金朝时的寒食节习俗与下层女性服饰装扮和娶妾礼俗：“却共女伴每蹴罢秋千，逃席的走来家。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。年例寒食，邻姬每斗来邀会，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。打秋千，闲斗草，直到个昏天黑地。”展现了寒食节的民俗风格和独特趣味。

文章来源：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nmgsfdx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518/115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