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姐

口蒙古族特·赛音巴雅尔大姐这些天，我悲痛万分。因为我最可敬可爱的大姐走了．而且走得太快太快了。我大姐名叫扎拉嘎。生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离休干部。她吃过旧社会的苦，知道新社会的甜。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。她心地善良。性格直爽，为人正派。如果说．在我的人生道路上。母亲给我的爱最深，对我的呵护、哺育和影响最大的话，那么其次就是大姐了。大姐在世的时候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但她一走，一件件往事伴着一滴滴眼泪，就像电影的一个一个镜头一个一个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那是1947年金色的秋天，大姐回来了。她出嫁到别的屯子虽然不到两年，但变化太大了，显得更加漂亮，更加坚强，好像她身上有使不完的劲，用不完的智慧。她在家待了二十多天，但给我们讲了劳苦人民如何翻身解放的很多革命道理，教了《东方红》、《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》、《解放区的天》、《我们不是封建王公贵族的军队》、《向前向前》、《伟大的蒙古民族》等二十多首革命歌曲。大姐还给我一本蒙文刊物《嘎力根周刊》，上面刊登着内蒙古自治区在鸟兰浩特市成立的喜讯、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贺电，还有一些介绍新人新事的通讯、报道导和诗歌。大姐对我说：“你好好读读这本刊物，也可以给他们投稿。”“什么叫投稿?”我问。“就是给他们写稿子．让他们给你发表。”·10·当时我虽然未给《嘎力根周刊》写过稿子．但十多年后，我开始写诗歌、散文和小说，给各种报刊投稿，发表作品，成为作家。所以说．大姐是教我给报刊投稿的第一个人．也是我能成为作家的第一个引路人。母亲把这些看在眼里。喜在心中，告诉我说：“这两年，你大姐冲破各种封建礼教的束缚．参加革命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现在已经是他们嘎查的嘎查迭了。”那年我刚9岁，但在大姐的影响下，一面在学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，一面在农民协会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，组织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查路条，抓坏人。因为我的学习和工作都很出色，曾参加全苏木优秀儿童团团长会议，介绍经验。大姐不久就被调到苏木人民政府工作．当了妇联主任，后又调到乌兰浩特市J-作。她工作虽然多次变动，但她干一行爱一行，能上能下，任劳任怨，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她的人生追求。1955年的夏天。也就是我中学毕业那一年，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乡下．生活很困难。为此，大姐在乌兰浩特市给我找了一份工作．让我到一个木材公司当会计：姐夫也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，让我成家立业，扶养老小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急忙对大姐说：“我还小．我要继续学习，学校最近还决定保送我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。”大姐听完我的要求后。想了片刻，果断地说：“那你就安心继续学．-j去吧．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”我顺利地到呼和浩特市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．-j了。我走后不久，大姐把母亲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从乡下接来，一起生活。那时候她有公公婆婆，有小姑子小叔子，都需要她和姐夫抚养。当时我没有想过她的困难。几年后，我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安家立业，把母亲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从大姐那儿接来，那么多人一起生活之后，我才想到大姐那个时候的困难．才知道什么叫过日子．什么叫生活压力，什么叫经济负担。但是．我和我的爱人，向大姐学*-3，以大姐为榜样，克服各种困难。终于度过了那段永远难忘的艰难日子。此刻，我写这段悼念文字的时候也想．如果没有大姐的大度大爱．我和我弟弟妹妹们的今天会是怎样呢?我现在肯定地说．没有大姐的大度大爱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。大姐提醒我说：“要看方向，不能看风向。”她进一步解释说：“我说的方向不是指那个方向，而指的是做人的方向．指的是做人的原则。”她深有体会地接着说：“我经历过‘土地改革’、‘三反五反’、‘反右斗争’、‘四清运动’，活生生的许多经验教训告诉我们：无论何时何地．无论何人何事。一定要实事求是，要讲真话。不能说假话，更不能故意害人。”在那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中，她的这一提醒．对我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有一次讨论我们单位当权派王某某的定性问题时，大家都说(很多人说假话)王某某是“四类”干部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。可是我一个人却主持正义．敢说真话，提出不同意见，说：“王某某是个好干部，是一、二类干部。”后来王某某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事情，他被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后，向我表示感谢，每十七大专辑◇·拯年春节都来我家拜年，甚至我调到北京之后，也来信来电拜年。1976年7月。因工作需要，我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调到北京。先在中央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。翻译马列和毛主席著作；后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。参与创办专门发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国家一级文学刊物《民族文学》工作，特别忙。我爱人斯钦在出版社．7-作，也非常忙。有一天，大姐出差到北京，住在我们家，第二天就发现一个问题，便问：“我来北京住在你们家，吃在你们家；弟弟妹妹们来北京也住在你们家，吃在你们家：其他亲戚朋友们来北京也住在你们家，吃在你们家。这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吗?”“怎么不影响呢?”我说了真话。大姐说：“对我们来说，可能一年一、两次．但对你们来说不是一年一、两次了．因为我一、两次，弟弟妹妹们也各一、两次，其他亲戚朋友们也各一、两次，加起来就多次了．你们受得了吗?”“受不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呀?”我说。“你们来我们家也是想我们才来的呀!”斯钦说。“在北京工作，在北京站住脚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是我们少数民族干部，从边疆来北京工作，更不容易．一定要加倍努力呀!”大姐说。“我们来北京已经几年了，觉得北京和地方确实不一样．不努力不奋斗是不行的。”我说。“所以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。”大姐说。“无法解决。”我说。大姐想了片刻，说：“这个问题能解决。我来带头．今后我出差来北京，不住在你们家，不吃在你们家，我今天就去旅馆住。”“那不行；那多不好意思啊!”斯钦着急地说。“就这样定了。”大姐接着说：“不但我

文章来源：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nmgsfdx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709/1339.html